冰天雪地的嚴寒里，一個八旬老太太關于“洗澡”的執念，勾連出一個當代家庭經歷的歷史和當下，以及一個中年男人層層處境下的危機。
由張力擔任編劇、導演、制片人的文藝劇情片《冰下的魚》已于5月23日全國上映。《冰下的魚》聚焦冬捕開始前的七天里，發生在東北老工業城市中一個平凡家庭的故事。
在丈夫去世幾年后，82歲的趙麗華（高放飾）患上了輕微抑郁癥。她打算去職工浴池洗澡，卻多次被拒之門外而且遭到羞辱。兒子朱紅兵（周波飾）為了找到兩個陪護母親洗澡的女人而費盡周折。一個看似簡單的日常生活需求，擺在這對母子面前卻顯得異常艱難。對于趙麗華而言，“泡澡”是洗禮一般的自我清潔，有尊嚴地“安樂”地離開，是她最后的選擇。
《冰下的魚》海報
看似圍繞著老母親展開的情節，更多的矛盾交織在中年兒子身上。周波飾演的朱紅兵是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在為母親解決洗澡問題中，事業的瓶頸、后浪的危機、婆媳的矛盾、婚姻的告急、生理機能的尷尬變化、掏空老本給兒子北京買房的現實壓力……樁樁件件都撕扯著一個男人尊嚴的底線。
導演張力用“冰下的魚”這一意象代表了一種困頓的生命狀態。而為了拍好一個魚躍冰窟窿的長鏡頭，劇組買了76條“魚演員”，為此整整一個星期，頓頓伙食都吃魚。
《冰下的魚》飽含著導演張力的人生經歷和對生命的思考。影片的起點，是他在父親去世后，想要拍攝一部獻給父親的電影。
張力從小在東北的工業城市齊齊哈爾長大，因為父親是文化宮的主任，他有機會早早地接觸電影，泡在文化宮放映廳的日子讓他度過了“天堂電影院”般的童年。但他直到38歲才開始追隨自己的夢想，成為一名導演。
在入行的十多年里，他拍過許多類型片，成本不高，成色也不好。《冰下的魚》是他第一部“面向自己”的電影。
老年困境和中年危機，交織在生命的脆弱時刻。“降生伊始，我們就被無數人教導著怎樣長大，卻從來沒有人教給我們怎樣變老。”張力講了一個獨特的關于生命最后一程的故事。
《冰下的魚》曾獲第34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獎，并提名了最佳編劇和最佳美術等多項大獎。影片上映期間，導演張力向我們講述了自己與家庭、與電影之間的往事。
《冰下的魚》導演張力
【以下是導演張力的自述】
38歲擁抱電影
2016年，我父親去世了，大年初二走的。
那天晚上我把家人都送走了，我自己陪著他在太平間度過了一夜。那是一個非常新的醫院，地下二層只有我一個活人，我坐在那兒跟父親聊了一晚上，一點都沒有害怕。我們東北的父子都是平常距離感很強的，父親非常威嚴，我們之間都是很沉默的。
我的父親是文化宮主任。從小他帶著我上班，我得以有機會看了許多電影。父親上班的地方對童年的我來說，是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環境。我上學的地方離他工作單位很近。每天放學后，我都會去文化宮找他。
父親工作繁忙，常常把我放在電影院放映室里，管放映的叔叔會給我一包瓜子，讓我從放映孔往外看電影，就那么一邊嗑瓜子一邊看著那束光投射出的大千世界，我度過了無數個午后和夜晚。叔叔有時甚至允許我進到放映室里，看他們操作放映機。我對電影的興趣就是在那時逐漸培養起來的。
當時放映的電影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的老電影，比如《一江春水向東流》；另一類是新上映的國產電影，比如《保密局的槍聲》這類諜戰片。還有新潮的國外譯制片、卓別林的默片也對我影響很大，原來電影的畫面可以超越語言的界限。
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那時候有個叫“循環放映不清場”的概念。買一張票，可以一直在里面待著，一場電影放完接著放下一場，可以看很多遍。我常常一整天都待在電影院里，同一部電影，我可以孜孜不倦地看上好幾遍。比如高倉健的《追捕》，熟到每一句臺詞都能背下來。有時電影前會加演一個科教片，講述種子發育、工廠實習等內容，也都讓我對電影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
但那時候我并不知道拍電影可以成為一個工作，電影對我來說是非常遙遠的世界。后來考上中文系，當過老師，在機關做過秘書，后來就下海經商，干過傳媒、商貿，直到38歲了，我發現自己心里還有個電影夢沒有實現，于是又去電影學院進修了一年導演。
我是半路出家，圈里人脈也不熟，也并不是學院派，對文學的素養我是自信的，對生活的認識積淀也是充足的，但那個時候我已經是人到中年了。
這么多年我拍了很多電影，從2006年到2016年，10年間我拍了大概10部影視劇，但都是小類型片，有驚悚片、懸疑片，也有一些頻道的主旋律、行業題材……都是非常小規模的制作，市場反響也并不好的電影。這是我的實際情況，我就是在這種摸爬滾打中練就出來的那種“職業”導演。
那天晚上我跟父親說，你領我走進了這條路，我一定要拍一部電影獻給你。
想要獻給父親的那部電影，是我第一次“面向自己”的創作，從2016年到2024年，經過了將近8年。這8年時間，我逐步建立了自己比較成熟的電影觀，也更明確自己想要拍的電影是什么樣的。
《冰下的魚》海報
一個深沉的東北故事
一個東北老太太非要去澡堂子洗澡，可是因為種種規定，她就是進不去，她兒子需要費盡千辛萬苦幫她去實現。從故事上來說，這確實是特別擰巴的一件事，這聽起來還挺黑色幽默，這個切入點可以生發出許多故事的可能性。現在這樣的拍法，是被很多朋友反對過的。
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跟幾個香港和臺灣的作者一起吃飯，他們聽了我的故事以后，非常感興趣，同時建議說應該把它做成一個東北喜劇。我知道把它變成喜劇是有基礎的，但我想了很久這個事兒，覺得不對勁。
我在想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想來想去，還是想表達更深沉的一種東西，而不是做成一個供大眾消費的娛樂性產品。于是有意地保持著警惕和距離與大家交談。我怕別人的想法對我造成影響或者誤導，包括在投資的尋找上，也都非常謹慎地去試探。許多投資方都認可這個故事的核心，但想要包裝上更具商業化的元素。但我相信那種包裝之后，這部片子就沒有了鋒利和棱角，就不會再刺痛觀眾。
大概有那么一兩年時間，我一邊寫劇本，一邊構思，后來逐漸地封閉了自己，為了確保完全實現自己的想法，干脆就不跟外面接觸了，后來我就變成了自己投資。
張力在《冰下的魚》片場
東北題材的精神氣質，體現在一種反思和尋根的層面。這里曾經是新中國的經濟支柱，是所謂的“長子”，他支撐了我們國家從誕生到發展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體制改革和產業調整之后，它沒有跟上，落在了時代后面。所以東北人的底色里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們有一種莫名的自豪感，要面子，長期的工業文明讓這些形成的一種慣性；同時它是沒落的，蕭條的、無助的，所以我的電影可能更多的反映是這種人的狀態。
作用到具體的人物身上，比如高放老師飾演的趙麗華，曾經是一個大企業職工學校的老師，也是曾經文藝團體的主持人，經歷了企業的發展輝煌到衰落，她的人生從青春到壯年，再到晚年的落寞，跟城市的軌跡是一樣的。所以她對于去那個浴池洗澡的執著，是因為只有在這里她才能找到自己的青春記憶，甚至愛情、友情。
從哲學上有個說法叫“有意義的他人”。人怎么證明自己存在，自己活著，自己是自由的，需要那些“有意義的他人”的存在映射著自己的存在。一旦這個地方拒絕了她，她就成了一個孤島，成了一個絕緣的人。在東北這樣的老人很多，他們從年輕的時候就過著集體生活，但步入老年，大家聯系越來越少，有的跟兒女南遷了，有的逐漸離世，都成了一個個孤立的人。
所以趙麗華要去洗澡，就是要證明自己是存在的、是活著的，是可以自由去她想去的地方的，這就是她的尊嚴。
而兒子這一代是中年人的困境，代表了很普遍的中年的典型代表——正在被社會所淘汰，在職場不斷被邊緣化，年輕人在后來居上，社會對他們的認同越來越少；家庭里老母親跟媳婦兒的矛盾不斷激化；為了給兒子買房，跟媳婦兒分居，兒子這種需要他的幫襯和提攜，才能在北京買房有新的生活。所以上擠下壓中，也構成了中年人不變的焦慮和困境。
再次認識母親
趙麗華這個人物的靈感來源始于我的母親。我母親個很矮，1米5出頭，她也是老師，特別愛穿裙子。即便在冬天，她也會穿著那種針織的厚毛裙子，配上呢子大衣，戴上禮帽。我對高放老師的這種外在形象的設計，都是參照我對記憶中母親的印象來做的。
《冰下的魚》劇照
《冰下的魚》劇照
同時，趙麗華在片中有大量的抽煙鏡頭，甚至還有裸露身體的戲份，出演這樣的角色需要很大的付出。要找到這樣一個人并不容易，我們在選角過程中聊過非常多的老年女性演員，有的是因為身體原因無法去寒冷的東北拍戲；有的因為里面的一些鏡頭而有所顧慮；還有一些非常想來又因為有戲在拍時間沖突。
高老師看到劇本以后是特別興奮的，她說等這樣的角色等了好多好多年了。這些年她演了很多角色，都是臉譜化的奶奶形象，對于這樣豐富的老年女性，她特別有創作熱情。來公司那天，她坐在我對面，剛好是個逆光。她作為職業演員對光同樣敏感，知道逆光我看不清她，有意地側身了一下。看到她臉上那種堅毅的輪廓、棱角，包括那頭銀發，我一下就覺得，這就是我要找的趙麗華。
電影里這個老太太是個“老煙槍”。高老師之前說自己有原則，一輩子不抽煙，遇到要求抽煙的戲都拒絕。但這次她甚至主動把香煙的過濾嘴都切掉了，表現人物的煙癮更大。
她是對煙塵過敏的體質，煙量大的話，她身上就會起紅疙瘩，拍攝的時候還要克服流眼淚。在現場拍戲的時候她完全沒說什么，私下里她會撩起袖子給我看她皮膚上的反應，這就是老藝術家的風范，這次我真的見識到了。
高放
高放老師還有一個原則，以前是衣服的開口都不能到鎖骨以下，但這次她甚至在電影里裸露出鏡。
我想沒有人愿意去看蒼老的身軀和松弛的皮膚，從傳統的角度來說，它并不“美”。但那我們塑造的是一個母親。我們在成年以后，其實再也沒有看過母親的身體，曾經母子連心，孩子是母親身上的一塊肉，但十幾歲之后慢慢地彼此就拉開了距離。后來我們眼中都裝滿了各種風姿綽約的美女形象，但我們漸漸忘記了，正在蒼老的母親也曾經那么的美麗過。一個母親從年輕從貌美如花到日漸蒼老，這種身軀的力量給觀眾的沖擊感是非常強的。
所以我們讓男主角跪在母親的旁邊給母親擦背，我和演員說，你的心理活動應該是這樣的：當你看到母親蒼老的身軀的時候，就像你看到自己的母親身體一樣，當你觸摸到這個溫暖的既熟悉又陌生的身體的時候，你其實是找回了做孩子的感覺。所以這場戲，對于女演員是一種付出，對于男演員來說也是很難的，面對一個自己非常仰慕敬重的女性前輩，怎么去演這場戲，我和周波聊了很多。
我很欣慰自己拍了這樣一場戲。這樣的經驗并沒有發生在我實際的生活中，我對已經去世的母親，內心也抱有許多遺憾。所有作者性的表達都是救贖，這場戲，也許是我對自己對母親愧疚感的一種救贖。
《冰下的魚》劇照
除了著重刻畫的這一對母子，電影里，有一些人是沒有臉的。我在劇本階段已經很明確地知道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拍法，什么樣的人是不拍的，什么樣的人拍側面，什么樣的人放置在后景虛焦。這樣的拍攝處理，對于在北京打拼的兒子來說，因為我不想讓觀眾記住一張臉，但是觀眾會因為沒記住一張臉，而去琢磨一代人。我們這個時代，有這么一代人在中國，需要掏空六個錢包，靠父母的幫襯才能在一線城市生活下來的。還有一些沒有必要參與到人物生活當中的人，他們聲音的參與度，往往比形象的參與度要更有意義，所以就采用畫外音的形式來處理。
開頭一條魚跳出冰洞的長鏡頭畫面，我們拍了三個下午，在魚市買了76條魚。因為沒錢做特效，我們只能用魚線引導，等著“撞大運”的小概率事件發生。我們是自己雇了廚師開伙的劇組，于是為了那場戲，全劇組吃了一星期的魚。
《冰下的魚》劇照
“自媒體電影”
電影拍完，很快就遇到了疫情。電影行業的巨大沖擊，電影院長久關閉，傳統的電影發行渠道受阻，大家對電影院的未來充滿了悲觀的情緒，我開始思考如何在這種情況下讓觀眾依然能看到我的電影。這個問題引發了我對一種新的電影發行模式的探索，我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一個月，提出了一個設想：通過自媒體進行電影發行，讓每一個觀眾都成為電影的發行人。我稱它為“自媒體電影”。
具體來說，這種模式類似于社交媒體的傳播方式。觀眾在自媒體平臺上購買我的電影觀看權，看完后可以將電影分享給朋友，朋友通過他們的鏈接購買電影觀看權，分享者還能獲得一部分提成。這種方式既可以擴大電影的傳播范圍，又能激勵觀眾主動推廣電影。
要實現這個想法，需要相應的技術支持。我組建了一個技術團隊，雇傭了許多程序員，開發一個復雜的編程系統，構建一個小程序。這個程序不僅要實現電影的觀看和分享功能，還要具備防盜版、防錄屏的技術。
在開發完成后，我們在朋友之間進行了試點推廣，試圖通過他們的反饋不斷完善這個模式。朋友們對這個新穎的模式表現出很大的興趣，有不少人愿意嘗試做我們的發行人。我們設計了一些激勵機制，鼓勵他們積極推廣電影。
但是，隨著疫情的加重，這個計劃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困難。無論是技術還是資金，這對于我們的小團隊來說都是不現實的。盡管這次嘗試沒有取得成功，但它讓我對電影發行有了新的思考。未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和觀眾習慣的改變，或許新的模式會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如果可以，我當然希望觀眾能夠在電影院里看到這部電影，它在視聽上，都是嚴格按照電影的規格來制作的。
路演期間，奔波于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電影院，與觀眾進行交流和互動，看到觀眾們的熱情和真誠的反饋，我感到無比的滿足和充實。
在路演過程中，我去了很多城市，包括北方的哈爾濱、沈陽，也去了南方的杭州、寧波、重慶、成都等地。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無論南方北方，觀眾們對這部電影都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和深深的共鳴。我本以為在洗浴文化并不流行的南方，這個故事會難以被理解，但年輕觀眾中仍有許多觀影后流下了眼淚。有觀眾說影片讓她想到了自己的父親，通過這部電影，她重新認識了父親的內心世界，理解了他的不易。這些都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創作方向。
《冰下的魚》劇照
我知道文藝片的艱難，無論市場反響如何，我都堅信這部電影是一部值得被觀眾看到和思考的作品。它不僅展現了東北的獨特文化和生活方式，更探討了關于人性和生命的深刻主題。我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能夠引發觀眾對生活和人性的思考，也希望它能在中國電影市場上取得好的成績，因為市場的反饋關乎的是這樣一類片子創作的未來。
我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作者型的電影導演，需要表達我自己的故事和思想觀念，但也不會做這種純藝術類的探索。《冰下的魚》應該會是我構建的一個“東北三部曲”的第一部，未來還會有兩部電影，都發生在東北工業城市的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