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白日之下》16提3中，最終共摘得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獎、最佳女配角獎三項大獎，沒有獲獎的林保怡，也成為呼聲最高的“男主”遺珠。這部影片已于4月12日在全國公映，并保持了豆瓣超8分的超高口碑。

《白日之下》劇照

影片改編自多起真實事件，糅合了包括2014年康橋之家院長涉嫌性侵智障女、2015年劍橋護老院長者遭脫光露天等候洗澡、2016年國賓之家殘疾院友被反綁床鋪坐廁、2019年同為康橋之家8個月內6名院友離奇死亡事件等等。

導演跳過罪案的奇觀，以一個新聞記者暗訪的視角進入事件發生地，剖開其中的人心和險惡和現實的無奈，不是獵奇，也不止于揭露和批判，而是將收容問題背后的社會制度及資源分配不均根本問題抽絲剝繭地層層剝開。鏡頭對準社會的陰暗面的同時，電影也探討了新聞報道的道德邊界，追求真相的過程中那份微妙卻難以完滿的平衡。

《白日之下》劇照

與很多進入電影這一行的人起點一樣，從小被父母帶著看的第一部戲，成了導演簡君晉愛上電影的起點。除了電影，他也很喜歡畫畫，起初計劃去加拿大讀大學學美術，結果心儀的美術學院沒有收他，便轉了去溫哥華電影學院讀電影制作，由此開始了他電影創作之路。

《白日之下》是簡君晉的第二部電影長片。上一部電影，已經要追溯到十多年前的《當C遇上G7》，那是一個充滿戲謔與傷感的青春成長故事。兩部電影的風格跨度極大，對簡君晉來說，都是自己的有感而發。老齡化社會到來，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當現實存留遺憾時，電影似乎應該能做些什么。

“如果有人記得的話，兩天也好。”

電影中，女主角面對新聞熱點轉瞬即逝，死追真相有何“意義”的質詢，說出“有人記一兩天也好”；當黑心福利院被吊銷牌照，作惡的人可以輕松換張皮卷土重來，弱勢群體卻為失去遮頭片瓦流離失所。通伯在雨中那句“不要為做對的事而內疚”，是對主角的寬慰，似乎也是創作者面對沉重的議題給出自己的答案。

電影上映期間，導演簡君晉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導演簡君晉

【對話】

現實比電影更戲劇化、更荒謬、更殘忍

澎湃新聞：《白日之下》改編自真實新聞事件，還記得剛剛看到這則新聞時的心情如何嗎？什么樣的契機之下，決定要把它拍成電影？

簡君晉：我記得當時看的時候很憤怒，其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我相信當時全香港的人知道這則新聞的時候，都是很憤怒的。我經常留意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社會新聞，但是這件事對我特別觸動，之后一直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

在這十年中，也經歷過家中長輩去世，也看著爸爸媽媽年紀開始大、開始衰老，自己的年紀也增加了，有時候也會開始想，自己有朝一日也會老，這些都是一些很切身的話題。人會老，老了需要被照顧，這些事情變得不再是遙遠的題目，所以驅使我寫《白日之下》這部電影。

至于說決定要開拍，這個輪不到我決定，只是我會問自己，作為電影工作者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所以就慢慢開始做資料搜集。

《白日之下》劇照

澎湃新聞：劇本寫了5年，這個過程為什么這么漫長？這樣的電影找投資的困難，是你預見到的嗎？

簡君晉：如果可以的話，也想快點開拍，當中很難找到投資者，籌集資金比較困難，所以一等就等了（很久），算上現在這一刻，已經是第六年。

很感謝從一開始的時候，我的監制爾冬升先生，一直幫助我找資金，或者去解決我很多難題。但即便再難，我們真的從來都沒有放棄過，兩位編劇一直沒有放棄這個故事，沒有說刻意要堅持，但是心中就是很想將這個故事拍出來。

澎湃新聞：對于電影中的新聞從業者背景，你做了怎樣的準備工作，對這個行業的工作者是什么樣的印象？

簡君晉：我記得看完好幾篇報道之后，通過曾經在那間報社工作的朋友，又輾轉問了幾個朋友，找到兩位記者的聯絡方法。通過和他們的交流，你會發現，原來里面很多內容真的比電影更戲劇化、更荒謬、更殘忍。

記得問到最后一刻的時候，因為我一直覺得，他們真的做了一件很厲害、很英雄的事情，他們報道的轟動情況，令當時第一間院舍被吊銷牌照，我就問他們，有沒有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有沒有很多人感激你們。

我記得他們回答，有人感激他們，但也有很多家屬痛罵他們、講粗口罵他們、指責他們，因為這個報道出來之后吊銷牌照，當下很多院友無家可歸十分狼狽，沒有地方去安置。我就馬上想到，原來我們原來做一件動機善良的事，但有時候結果往往未必如我們所料，但是否代表我們不再去擇善固執呢？

《白日之下》劇照

澎湃新聞：電影里似乎對于這個事件是充滿無力感的，你自己經歷過對自己所做之事自我懷疑的時刻嗎？

簡君晉：和大部分的人一樣，當然我也有經歷過一些有無力感的時候，或者有自我懷疑的時候，例如《白日之下》這里有幾則報道護老院的新聞，我們作為一個市民，在新聞中看到揭露這些黑幕的時候，都很無力的。

你會很憤怒，但是那一刻，你也會覺得，我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我那個時候想，我的工作就是做導演，我的工作就是拍電影，我就將它拍出來，希望更多人關注這件事情，這個就是我對這份當時曾經感受過的無力感的回應。

林保怡 飾 章劍華

導演心目中的“百分百”選角

澎湃新聞：這次金像獎的四個表演獎，《白日之下》中了三個，林保怡老師也是很多人意難平的遺珠。有意思的是，這部電影的選角，年輕演員是比較名不見經傳的，與不同時代的代表性人物、老戲骨的搭配，最初演員選擇的思路是怎樣的？

簡君晉：選角的時候，我們最主要的考慮是，那個演員本身的氣質，或者能夠呈現出來的狀態，是否符合劇本中人物的特質。

我們選角的時候，有一些年輕演員，需要演一段戲給我們看，余香凝和梁雍婷都是我在看過她們的演繹之后，就知道她們是我心目中百分之百曉琪和小鈴的人選，之后沒有猶疑，或者考慮過其他演員的可能性。

出來的結果證明，我們在選角上的選擇是很正確的，她們的表演在這個角色中是很出色的，為角色賦予了更多的立體性，為這個人物增加了更多的深度。

余香凝憑借凌曉琪一角，摘得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梁雍婷憑借黃小鈴這一角色的出色演繹，獲得金像獎最佳女配角。

澎湃新聞：余香凝這次拿下金像獎的最佳女主角。這個人物在設計的時候，希望她身上承載代表了哪些典型性？

簡君晉：當初這些新聞被報道出來的時候，很快我就留意到，這是一個創作電影的好題材，但是到底是用一個什么手法，或者用一個什么切入點，以一個什么角度去講這個故事，會令觀眾更加可以投入呢？我們不是想拍一部時事紀錄片，將這些事情記錄下來，我們需要一個故事的切入點。

在做資料搜集的過程中，我們接觸到追查其中一則新聞的記者，當時要模仿一位院友的親人混進去，包括在新聞揭發之后會被人罵，這些事情我們也記錄下來。而我們問過她一些感受和情緒有關的問題，例如你看了這么多悲慘的事情發生時，你有沒有哭過？那個記者很斬釘截鐵，一秒都不想地說“沒有”。我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反差。

余香凝 飾 凌曉琪

跟很多記者朋友聊天的時候，尤其是現實的那位，會發現這些記者會用一種“冷漠”但倔強的感覺去做采訪，我覺得是一個包裝，包裝著什么呢？我覺得，可能是曾經一個收起來的正義感，因為正義感如果很外露地說出來，可能會受傷害。他們在這一行中經歷過，結果難免慢慢收起來自己，不刻意將自己的感情流露，或者輕易表露出來，這個是我對記者的觀察，于是就誕生了凌曉琪這個角色。

凌曉琪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好像沒有為報道流過任何淚，但是影片最后，她在車里面流眼淚。她心里面是有過去的，一定有正義感、一定有一些強烈情感，才驅使他們做記者的工作。所以記者的矛盾和掙扎，是他們表面和內里在打仗。余香凝飾演的凌曉琪，我想她也是壓抑了很久，最后將她的情緒在車里面釋放出來，因為通伯的話令她有所釋懷。

凌曉琪最后的哭戲。

澎湃新聞：這次的最佳男配姜大衛老師也是實至名歸。他很久沒有出現在大銀幕上了，這次怎么會想到請姜大衛飾演這個角色呢？

簡君晉：一開始，就是我和一幫導演朋友經常去聊，哪個演員或者適合演什么角色的時候，也是一些導演朋友提起，不如找John哥（姜大衛），我覺得好啊，當下覺得，好像很久沒有他在大銀幕上演出，然后就馬上找到John哥去談。

姜大衛在本屆金像獎獲得最佳男配角。

澎湃新聞：姜大衛、胡楓這些老戲骨，都是曾經的影帝，也都有自己擅長的類型，來拍一個如此現實主題的戲，在表演上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嗎？

簡君晉：對，在現場我看到兩位影壇的大前輩，甚至是傳奇人物，一個是60年代歌舞片的天王巨星，另一個是70年代武俠片的天王巨星。可能近這幾十年，大家認識他們的作品都是在電視機上看到比較多，但他們是電影的巨星。所以當我看到他們兩位齊集在我的片場時，那一刻我其實有點感動。

修哥（胡楓）和John哥，他們無論人生或者演戲的經驗都非常豐富。他們閱讀劇本之后，他們對于這兩個角色的了解的透徹程度，或者掌握的程度，已經非常高。等到真正拍攝的時候，很接近我心目中想他們演出的水伯和通伯的形象，我們在拍攝的時候，也會加入即場互動或者創作。

胡楓 飾 水哥

例如John哥在最后見余香凝那場戲，在大雨中和余香凝對話，跟她說“不要為了做對一件事而內疚”的那場戲，在講完這句話之后，他要上車前，脫下帽子戴到余香凝的頭上，這個情節是劇本里面沒有的，是John哥當場發揮，他在演這場戲的時候，覺得如果他是通伯，他就會送這頂帽子給這個女孩子，代表著他對她的關懷和保護，這些當場發揮，也令通伯和水伯這兩個角色更立體和更好看。

“不要為了做對一件事而內疚。”

而且John哥和修哥人都很好，尤其是John哥，可能他自己做過導演，他理解導演在片場面對的各方面壓力，他沒有給過我們壓力，他會跟我們討論劇本、討論角色如何設計，也不會強加他的想法，一點說教的意味都沒有，反而他會分享很多自己這么多年生活的點滴。他很怕年輕演員，譬如余香凝、梁雍婷、周漢寧，他們會害怕自己，所以他很主動跟他們聊天，講很多不同的事情，所以在片場是一個很好的交流。

澎湃新聞：整個電影的基調非常灰暗，假爺孫情感的設定，算是電影里唯一的暖色，這組人物關系是怎么考慮的？

簡君晉：在現實資料搜集的時候，我知道原來那位記者進入院舍，是扮一位失智老人家的孫女，當然她后續沒有所謂的情感投入其中，但是我覺得，這一點可以作為我們劇本中的戲劇創作，所以加了一個假爺孫的關系線、情感線放進去。甚至對我來講，凌曉琪這個角色，有一個對自己親生爺爺離開她，帶著一個內疚和愧疚，而她面對John哥，即通伯這個角色，她有一個重新救贖的機會，給她重來一次的機會。

假爺孫的設定

澎湃新聞：影片大多數時候的表達是非常克制，但也會有幾處插入音樂渲染情緒的處理，作為導演你對于音樂的態度，希望強調什么？

簡君晉：我們嘗試很克制地去處理音樂，不想渲染或者想強加情緒給觀眾。因為我覺得，近年流行音樂很簡約，我都很喜歡，但是有一種去旋律化的潮流。但是偏偏這個電影，我自己希望做到一個旋律，觀眾會記得，日后想起這個旋律，都會回想起電影的畫面。

所以和配樂朱蕓編討論了很久，我們甚至有真的樂團去演奏當中的配樂。我們沒有很多錢去拍戲，但我們希望將最好的給到觀眾，所以專程去了羅馬一個著名配樂師工作室，去做這個配樂。

“惡未必有惡報，就算真是這樣，我還是會選擇公義和善良。”

未必能改變社會環境，但每個人可以從自身做起

澎湃新聞：去年TVB一部《新聞女王》也收獲很多討論和獎項，你在電影里也借人物之口問：“十年后還有記者嗎？”怎么看待現在傳媒行業的處境？

簡君晉：新聞工作這個界別要面對的挑戰，并不是限于香港這個地方，這是全球新聞工作者都要面對的挑戰。網絡出現之后，所有東西的呈現越來越多，出現得越來越快，也消失得越來越快，大家少了耐性很深入地去看一件事情，而且每一則新聞的熱度都會過得很快。

現在新聞業面對的問題是全球性的，未必是一部電影可以改變什么，或者有很大的幫助，但至少這部電影，我們盡力去還原部分新聞工作者去采訪，或者去揭露真相時面對的困難，又或者是一些兩難的情況。

就像電影中的凌曉琪一樣，她去揭露護老院里面的黑幕，她想告訴這個世界，有弱勢社群被剝削，結果她令這件事情被揭發，政府也決定采取行動，聽起來似乎伸張了正義，但是矛盾之處就是，她令這幫本來有一個藏身之處的人要流落街頭，沒有了一個“有瓦遮頭”的地方，到底是幫助他們，還是連累他們呢？

我拍《白日之下》這部電影，就是想盡力還原這部分的真實給大家看。什么叫真實？就是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有很多事情本身存在著矛盾，但是如果我這部電影能夠令大家看完，對傳媒的工作多一分了解，也對他們多一分支持，或者有一些新聞工作者，他看完這個電影之后，他有小小感到被安慰，我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澎湃新聞：有評論把這部電影比作港影版《熔爐》，電影是否能改變些什么？

簡君晉：我最想記得的是，可能有人跟我說看完電影之后，令他覺得更加要珍惜家里人，可能有一些家里人在院舍里面，可能馬上接他出來，然后帶他出去玩、喝茶。對我來講，未必可以帶來很大的社會制度的改變，但起碼我覺得，可以從自己的心里出發，改變一點已經很好。

很多時候我們都太忙了，年輕的時候沒有想到自己會衰老，但是看完電影可能會有反思，當有一天我們老了，或者當有一天身邊人和家里人老了，會怎么樣呢？在宣傳期，我接收到最多或者最關注的都是這些，我覺得也很欣慰。

《白日之下》劇照

澎湃新聞：老齡化問題已經讓社會越來越關注養老，許多人也會對自己的老齡生活感到焦慮。做這部電影之后，你有什么樣新的思考？

簡君晉：全球的人口老化，我自己居住的香港這個城市，高齡化或者人的壽命比以前更長，未來長者的人口占的比例會增加，這些都是在我所生活的城市中出現的情況。拍了這部電影出來，去年我們做了一些映后的分享，觀眾也會表達，這部電影看完后，我們知道“如何照顧長者”是大家需要關注的題目，但是我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可以做什么去改變社會的狀況呢？可以改變這個制度呢？大家都覺得，作為一個普通人做不了任何事情。

但是有一場的放映，就是有一些社會福利界的朋友來看戲，當大家討論到這個問題：一個普通人可以在這個議題中做一些什么呢？有一位做長者福利的人，他分享了一個看法，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他說，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做的事情不用多，但是我們從今天開始，就照顧好我們自己的健康吧，多點去運動，做多點對自己健康有利的事情，令我們的晚年健康狀況得到一個改善，不要太過消耗我們的健康，直到我們沒有辦法再支持而倒下，我們才懂得珍惜健康。

他說，整個社會中，只要多點人有這個想法和付諸行動的話，未來在整個社會制度中，要照顧長者健康這部分的負擔，可能都大大減少，從你還是壯年的時候開始培養運動的習慣，讓運動的習慣一直陪伴到你的晚年。這些聽起來似乎是很簡單的事情，但是只要這個社會多一點人愿意這么做，已經會有很大的改變，我覺得這是一個挺發人深省的分享。

澎湃新聞：好像這幾年香港的青年導演有意地拍攝更多現實主義題材，是巧合還是某種共識之下的“新浪潮”？

簡君晉：香港這幾年，每一年都有新導演或者年輕導演推出他們的電影作品，現實主義的題材或者社會議題，只是這些新導演的部分選擇。我覺得香港的新導演選的作品題材都挺多樣化，例如《毒舌律師》是一部比較商業類型的電影，今天又有黃綺琳的《填詞L》，她的題材說的是一個填詞夢少女的故事。

電影題材是多樣化，不僅是集中在現實主義題材那方面，我自己也是新導演之一，香港這幾年的新導演，同一屆出來的關系挺好，我們關系也很好，我很開心看到大家都拍攝不同類型的題材，做不同的新嘗試。

我相信，每一個創作者經歷時間的推移，也會成長，接觸到很多新的事物，心態上也有改變，所以會產生不如我寫不同題材電影的念頭，而我自己也很想嘗試不同類型、不同題材的電影，并沒有說特別喜歡某一類型的電影，我只想拍這種類型和這種題材。我有很多東西都想嘗試，如果有人敢找我拍警匪片，我也會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