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馬伯庸近日加盟南京大學，受聘為南大文學院創意寫作方向的兼職教授。馬伯庸本名馬力，代表作有《食南之徒》《太白金星有點煩》《長安的荔枝》《大醫》《兩京十五日》《顯微鏡下的大明》《長安十二時辰》《古董局中局》《三國機密》《風起隴西》等，曾獲人民文學散文獎（2010）、朱自清散文獎（2011）、茅盾新人獎（2020）。南京大學文學院于2024年6月5日下午在仙林校區舉行了聘任儀式。在聘任儀式上，南京大學圖書館黨總支書記、副館長羅鈞向馬伯庸頒發了圖書捐贈證書，文學院黨委書記倪蛟為馬伯庸頒發了兼職教授聘書。南大文學院副院長童嶺表示，期待馬伯庸先生為文學院創意寫作專業的學生帶來創作上的指導，分享寫作經驗。馬伯庸則在演講中回應道，希望為文學院師生帶來一個創作者的視角，從寫作者的心態為文學研究提供新的靈感。

作為南京大學文學院建院110周年系列學術活動之一，當天還舉行了一場備受關注的講座，題為《文學歷史中的“他”與“我”：考據與虛構》，由馬伯庸主講，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董曉、副院長童嶺與談。

聘任儀式

作家馬伯庸

馬伯庸在講座中分享了自己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對考據與虛構的看法。他從魯迅《藤野先生》中的一段講起：

藤野先生指出“我”畫的下臂血管不準確：“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么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我”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里卻想道：“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記得的。”

在馬伯庸看來，這就是歷史研究者和歷史文學寫作者之間的一段典型對話，是文學的戲劇性和歷史的真實性之間的沖突，是創作者無時無刻不在面對的問題——歷史考據和文學虛構之間如何平衡？馬伯庸說，他的選擇是做一個“三明治”：“最上一層是真實的大歷史，不可改變的，譬如寫三國不能寫諸葛亮一統天下；最底層說的是那個時代的衣食住行、社會觀念，也不能假。在這一點上，我多年前寫的《風起隴西》寫三國時期的人們吃辣椒，就有讀者向我指出不符合事實。最后，中間這一層，就是留給文學創作者想象的空間。只是這種想象也應遵循歷史的邏輯——‘他沒干過這件事，但是他干得出來’。”

如何理解文學作品中的虛構？馬伯庸從《三國演義》中關羽過五關斬六將的路線是否合理說起，談到小說的源頭——《漢書》謂“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為小說，可以說小說從源頭開始就具備“市場意識”，要留住聽眾，出于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上考量，創作者自然會把精力投入濃墨重彩的戲劇演繹而不是費時費力的考據中。甚至，有時會為了迎合觀眾故意犯一些錯誤。“在94年版的電視劇《三國演義》中，劉備的軍隊打出大旗‘蜀’，但我們都知道他們的口號是興復漢室，不可能把自己矮化成一個地方政權。后來我在一個電視節目上看到《三國演義》的導演王扶林提到這個問題，他們知道應該寫‘漢’，但是對于當時的觀眾來說，更能接受的肯定是‘蜀’。這是一種爭取觀眾的做法，或者說一種敘事技巧，本質上也是一種成本控制。”

在馬伯庸看來，沒有百分之百“我”的文學，文學作品多多少少有向“他”的表達。文學歷史中的“他”與“我”帶來的思考是，面對一部文學作品，可以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想一想，為什么作者會這樣寫？不僅從文學角度考慮，還要考量當時的商業形態，文學創作模式等等。他還提到網絡小說：“我認為它恰恰回歸了小說最原始的形態，面向民眾，每天更新。但是現在的讀者水平不容小覷，對歷史細節、質感的要求都在上升，要求創作者也不斷地學習，我也從學者的研究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識。”

從左至右：童嶺、馬伯庸、董曉

主題講座之后，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董曉、副院長童嶺與馬伯庸進行了三人對談，將“作家如何寫歷史”的討論進一步延展開來。董曉提到普希金的兩部著作《上尉的女兒》和《普加喬夫暴亂史》，前者是以真實俄國歷史為背景的小說，普加喬夫在其中是一個知恩圖報、深明大義的普通農民的形象，后者是歷史著作，呈現的普加喬夫則是一名暴徒。“普希金作為歷史學家和作為文學家去創作時，給自己設定的任務完全不一樣。”童嶺提及另外一位文學大家金庸：“金庸先生寫過關于許多朝代的小說，唯獨沒有寫過隋唐。然而他在劍橋大學的博士論文，寫的是《中國唐代的皇位繼承》(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Tang China, 618-762)，師從劍橋學派著名的唐史研究專家麥大維（David McMullen）教授。和小說不同，這是他寫的‘歷史文章’。”

以隋唐長安研究聞名的學者、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妹尾達彥通過童嶺留言向馬伯庸提問：“文獻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作家的力量是不一樣的。您寫小說的時候關注長安和洛陽，我很喜歡。您怎樣看待那些描寫帝王將相士大夫的、有限力量的文獻之外，沒有被記錄下來的平民生活？”馬伯庸表示:“歷史留下的記載可能殘缺不全，文學依靠想象力量提供給我們一種空間，這提供了另一種真實。亞里士多德有一句話：‘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在我看來這已經很好地描述了歷史與文學的不同。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文學角度激活歷史，可以實現古人與今人的連接。”

馬伯庸的小說在讀者中素有注重考據與細節的口碑。他提到，《三國機密》是他成書較早的一部作品，有諸多不成熟之處，但開啟了他在史料調研后再寫作的歷程。“但現在又發現，有時候不用太考據。比如我寫過一個漢代的小故事，根據當時的制度，對人口萬戶以上的縣行政長官稱‘縣令’，人口萬戶以下的縣稱‘縣長’，我所寫的縣規模不夠稱‘縣令’，但如果在一個漢代的故事里出現‘縣長’，讀者可能反而會困惑。所以自己對于平衡虛構和考據也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講座以兩位聽眾的精彩提問為結尾，馬伯庸回應了對其寫作風格的評論，分享了他對寫作直覺與寫作動機的感想，以及如何獲得源源不斷的選題靈感。“關鍵在于好奇心，而且具備讓它去探索的行動力。”馬伯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