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2023年2月14日，張劍兄告知他的新書《民國學術評議制度的創設與學術發展》已完稿，希望我能為這本新書寫篇序，當晚即收到他寄來的書稿。熟悉張劍兄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個出了名的快手，遠的且不說，單是這幾年，他就已先后出版了《賽先生在中國——中國科學社研究》《從格致到科學——中國近代科學和科學體制化》《科學家的養成——中國近代科學家與科學家群體》等多部著作，其中《賽先生在中國——中國科學社研究》更逼近百萬言。另外，他還參與《中國科學社檔案整理與研究》及《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叢書》等大型檔案史料、口述資料叢刊的編纂，相繼與友人合著出版《一個共產黨人的數學人生——谷超豪傳》《一個人與一個系科——于同隱傳》等老科學家傳記。可是，我還是沒想到他在這么短的時間里，而且是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竟又端出這么一部60余萬字的鴻篇巨制。這種狀態，簡直就是學術“井噴”。
當然，張劍兄最讓人佩服的還不是他的既多且快，而是他探索出一套具有鮮明個人風格且更具解釋力的科技史研究方法。與慣見的專注于科技“內史”的研究范式不同，張劍兄在多年研究之后發現單純的科技“內史”研究并不足以闡釋科技發展的中西殊途，以及中國近現代科技艱難發展的內在奧秘。只有“內史”與“外史”相結合，才能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做出更透徹的理解。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始終自覺地將“內史”與“外史”有機結合起來，并借助這種結合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歷程的復雜面相，這是一種富有學理深度和學理廣度的展示，這種展示一方面賦予中國科技史研究更深廣的內在景深；另一方面也挑戰了既有的科技基本缺席的中國近現代史敘事。就前者而言，他認為科技的發展自有其內在的規律，對科技“內史”，即對科技從0到1的每一步進展做出盡可能精細的研究本來就是科技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但科技的發展與否，從來都不是科技本身能夠自主決定的，它與國家有關，與社會有關，與傳統有關，更與是否“形成一種有利于優異之發展的氣氛”直接相關。因此，科技史研究不能只專注于“內史”，需要更開闊的視野。就后者而言，近代中國的歷史是從“師夷之長技”起步的，科技從一開始就與國家的富強牽結在一起，被賦予“無上尊嚴的地位”。與之相對應，長技之名由格致一變而為“西藝”，再變而為“科學”，到五四時期更被尊為與“德先生”并列的“賽先生”。盡管與科學的聲勢相比，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從引進、模仿到創造，其中的每一步都異乎尋常的艱難，并不盡如人意，但畢竟邁開了步伐，在極其不利于科技發展的苛刻環境中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科學技術學科體系和科學體制，某些學科如地質學、生物學、物理學等的發展已經接近世界科學前沿，某些學科的某些科學家如數學的陳省身、華羅庚與許寶騄等更取得了引起世界贊譽的重大成就，成為推動中國現代轉型的根本性力量。吊詭的是，本應大書特書的科技，在喧囂的中國近現代史敘事中卻幾乎找不到蹤影。就此而言，張劍兄從科學技術角度切入的近代史書寫努力，無疑就具有特別的意義。
張劍兄本科畢業于北京科技大學，學的是自然科學（地質學），并曾在冶金部西南地質勘查局從事過地質勘探工作，受到過嚴格的科學啟蒙和訓練；后跨專業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師從沈渭濱先生攻讀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研究生，1996年畢業后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99年9月又在職考取華東師大歷史系博士生，師從王家范先生攻讀博士學位，2002年7月畢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我常戲稱他是從“地下”爬出“地表”，由此形成的雙視野，既構成他治學的底色，也構成他的優勢。由于理工科背景，他具備科學技術的專業知識和素養；由于史學訓練，他了解凡事皆有因果，科學技術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他非常自然地把科學技術的變遷與社會變遷緊密地結合起來，走出了一條與純粹的科學技術史不同的研究路徑。他的博士學位論文《民國科學社團與社會變遷——中國科學社科學社會學個案研究》即展現出他治學的底色和優勢。在這篇學位論文中，他不僅細致地考察了中國最大的科學社團——中國科學社產生、發展和式微的歷史，而且深入地分析中國科學社何以以這種方式存在，以及它的這種存在方式給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和社會變遷帶來何種影響。因其別開生面，這篇論文被評為上海市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后稍作打磨，即以“科學社團在近代中國的命運——以中國科學社為中心”為書名于2005年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廣受好評，斬獲包括獲“2006年度科學文化與科學普及優秀圖書佳作獎”、上海市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獎、第四屆吳大猷科學普及創作類佳作獎在內的多個獎項。后來他又結合新發掘的檔案資料對這部獲獎著作做了大幅增訂，于2019年12月推出《賽先生在中國——中國科學社研究》，對中國科學社做了更為翔實的研究，成為相關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國科學社是張劍兄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史研究的起點，也是他一直沒有離開過的論域，由科學社研究出發，他的研究觸角開始從兩個方向延伸：一是縱向的延伸，并在向前和向后的延伸中把整部中國科學技術史貫通起來，同時把中國科學技術的演進放在同時代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整體背景下加以動態考察，先后撰寫出版了《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與同時代的中國》《科學家的養成》等論著，借助這些論著，張劍兄勾勒出賽先生在中國的獨特軌跡；二是橫向的拓展，即由中國科學社研究向外拓展至其他民間科學社團（如中國數學會）乃至國家科學機構（如中研院及其下設研究所），以及匯聚在這些民間科學社團、國家科研機構中的科學家個體和科學家群體的研究，他于2008年出版的《中國近代科學與科學體制化》一書及去年推出的該書的增訂版《從格致到科學：中國近代科學和科學體制化》，以及《谷超豪傳——一個共產黨員的數學人生》《于同隱傳——一個人與一個系科》等著作，完整地展示出中國近代科學與科學體制化的全貌，以及科學家在大時代中的多舛命運，進而具體而微地揭示出近代中國學術與政治復雜多變的關系。
稍微熟悉點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近代中國四海不靖、戰亂頻仍，整個中國甚至擺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是個典型的亂世，但就是在這樣一個連安身立命都有所不能的亂世，卻是中國文化史上繼先秦之后又一個“群星閃耀的時刻”，大師輩出，有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所說，“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誠如張劍兄書中所言，“科學技術方面當時不少的學科如數學、物理、生理科學和化學的某些領域已經有世界水平的人才與學術成果，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學科如地質與農學成就也非常突出，與世界水平相差是如此之近，獨立于世界學術之林真是指日可待。即使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成就也不是今日學術界隨便就可以‘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真正的學術研究總是在前人肩膀上緩緩進步的，如果將今日人文社會科學成就與當日相比，某些研究方向與領域專題研究可能更加精深一些或瑣碎一些，但從問題意識的總體把握、學科框架的總體設置與布局，理論體系的建立與宏觀思考，遠遠不能與那一代人特別是一些大師級人物相提并論，我們在重新挖掘民國學術人物與成就時，不用說建構了自己理論體系的馮友蘭、熊十力，陳寅恪、錢穆、呂思勉等人的歷史研究，趙元任、李方桂等的語言學研究，今天有政治學或思想史著作能與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相提并論？今日學界名流貶低民國學術時，捫心自問一下他的總體學術構架與他老師輩在一個層次上嗎？更不用說與民國不少領域大師相比！”民國學術之所以出現反差如此強烈的巨大成就，這自然與學人自身的學術素養有關，更重要的是與他們所處周遭環境與學術氛圍有關，更具體地說，是與民國時期逐漸形成的一種類似墨頓所說的“有利于優異之發展的氛圍”有關。而“有利于優異之發展的氛圍”的形成顯然又與民國時期逐漸探索發展出的一套學術評議制度和科學獎勵制度直接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張劍兄這部著作就是他對這個問題做出的耐人尋味的解答。
這是一個并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早在張劍兄之前，就已有學者做過一些概貌式的研究，特別是關于中研院院士選舉和教育部學術審議會的學術獎勵的研究已相當深入，但正如張劍兄在本書前言中所指出的，“這些研究相比民國學術評議制度本應具有的內容與涉及的論題還遠遠不夠，諸如民國初年政府的相關努力、各種民間學術社團、多種多樣的民間基金會的學術評議特別是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為中心的課題申請與評議等問題基本沒有涉及，對民國學術評議制度創立、發展演化的社會歷史背景特別是與學術發展的關系，學術評議具體運行、評議結果與程序的關系及評議結果所反映的社會關系網絡，政府與民間社團在學術評議與獎勵方面的差別、政治對學術評議的影響，學術評議制度與學術獨立，傳統的‘私議’與制度化的‘公評’之間的張力及其互動關系等方面也基本沒有探討，因此也就缺乏對民國學術評議制度的總體架構與結構功能的總體把握。”也就是說，已有的民國學術評議制度研究與科學獎勵制度研究還遠不足以完整展示民國學術評議制度的全貌和學術發展的基本圖景。
針對這個研究現狀，張劍兄很早就開始留意民國時期學術評議制度史料的蒐集與整理，并從一個個個案如中研院評議會、教育部學術審議會等入手，研究民國學術評議制度和科學獎勵制度這個題目。2005年底，他就已在《史林》發表《中國學術評議空間的開創——以中研院評議會為中心》，那時我還在參與主持《史林》編務，至今仍記得，當初讀到此文時頓覺眼前一亮，深感這個議題的重要，當即決定以最快速度并作為該期《史林》的重點論文（在目錄中以黑體標出）刊出，果不出所料，因切中時弊，此文發表后引起廣泛關注。以此為起點，爾后他又陸續寫出包括《良知彌補規則，學術超越政治——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學術評獎活動述評》在內的多篇重磅論文。2015年他以“民國學術評議制度的創建與學術發展”為題成功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并于2022年完成，以等第優秀結項。
這部著作即是張劍兄在結項書稿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刪修訂而成，全書以學術評議與學術發展為主線，一方面對民國時期政府與民間學術評議制度和科學獎勵制度的創立與發展過程做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鉤沉，從制度設計到具體操作流程再到評議結果，不放過學術評議繁瑣實施過程的任何一個細節；另一方面對各種學術評議和獎勵產生的獲獎作品與獲獎人逐一進行檢視，并具體分析他們獲獎的原由及其對學術進步的影響，書末還特別整理了《中研院提名未被正式提名院士候選人96人簡介》《院士選舉籌委會資格審查排除108位院士候選人簡介》《中研院評議會年會淘汰252位院士候選人簡介》等三個附錄，以“簡介”的形式對未能當選的三種類型院士候選人予以關注。通過上面兩個方面的結合，以前一方面引出后一個方面，又以后一方面檢驗前一方面，張劍兄為我們立體地展現了民國學術評議與學術發展健康互動的生動畫卷。在這幅畫卷中，許多細節畫面令人過目難忘，不勝今昔之感，茲舉兩例：
例一：教育部主導的學術審議會學術評議激勵，始終秉持“超乎行政的客觀學術標準”，對大量的三民主義、黨義、國父思想、總理總裁哲學體系等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的意識形態研究成果，予以堅決摒棄。如第六屆提交學術審議會選決的十件哲學作品“全軍覆滅”，其中有六件相關意識形態，分別為姜琦《三民主義哲學》、梁世豪《三民主義概論》、楊澤中《國父與中國思想》、崔載陽《三民主義哲學》、何章城《三民主義的儒家政治哲學》、周世輔 《總理總裁的哲學體系》，而社會科學類由程天放等推薦，陳立夫、梁寒操審査分別給予二等、三等獎，周曙山著的《五十年來中國國民黨史表解》《中國國民黨史概論》也照樣被剔除出去。與之相對的是，只要言之成理，是真正的學術研究，即使與政府意識形態不相符合，仍然可以獲得獎勵。如國立商學院教授李顯承《馬克思及其地租論》對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包括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進行了研究，指出其成就與缺陷，折服于馬克思思想之深刻，并分析了其深刻產生的來由。因其是真正的學術研究而非意識形態的“應景之作”或“馬屁之作”而獲得社會科學類第三屆三等獎。另外，一些政治人物在施政過程中累積的對相關現實問題的思考成果，如果沒有理論思考與升華，與真正的學術研究還是有相當的距離，學術審議會亦毫不遲疑地予以否決，如陳果夫《中國教育改進之途徑》，雖然審查專家一個給予二等獎，一個給予一等獎，但小組審查委員大拂審查專家之意，并沒有給予任何獎項，大會選決也沒人敢提出異議。
例二：中研院學術評議會關于郭沫若是否列入院士候選人名單的討論，據《夏鼐日記》記載：“關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適之氏詢問主席以離開主席立場，對此有何意見。朱家驊氏謂其參加內亂，與漢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薩總干事謂恐刺激政府，對于將來經費有影響；吳正之先生謂恐其將來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亂發言論。巫寶三起立反對，不應以政黨關系影響及其學術之貢獻；陶孟和先生謂若以政府意志為標準，不如請政府指派；胡適之先生亦謂應以學術立場為主。兩方各表示意見，最后無記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參加投票，無表決權，乃起立謂會中有人以異黨與漢奸等齊而論，但中研院為Academia Sinica，除學術貢獻外，惟一條件為中國人，若漢奸則根本不能算中國人，若反對政府則與漢奸有異，不能相提并論。在未有國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國（國民政府傾覆以后，亦仍有中國），此句想到而不須說出口，中途截止。故對漢奸不妨從嚴，對政黨不同者不妨從寬。表決結果，以14票對7票通過仍列入名單中。”夏鼐的這段日記頗耐人尋味，當時在場的絕大多數評議員當然不會認同郭沫若的政黨立場，但仍謹守學術立場，高票通過郭沫若院士候選人提名，并在后來的院士選舉中當選首屆院士。
類似的例子在今天看來有點匪夷所思，在當年卻視為當然，足見彼時敬畏學術的風氣，無論是教育部主導的學術審議會還是中研院設置的學術評議會，在學術審議或學術評議過程中始終堅守以學術質量為唯一標準的評選原則，杜絕意識形態對學術的侵擾，做到了相對的公平與公正，所以，由這種學術評議制度和科學獎勵制度產生的獲獎人和獲獎作品，雖仍不免有遺珠之憾，如首屆院士評選呂思勉、錢穆等未能當選，甚至連提名機會都沒有，但總體而言具有強大的公信力，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至今仍備受推崇，足以代表民國學術的整體水平。民國學術評議和科學獎勵何以能做到這一點，張劍兄在本書“結束語”中做出了總括性的解釋，他說：
總體看來，民國時期學術評議與獎勵，與國際上通行相比，并沒有建立起比較完善的機制，民間學術社團或者說學術界自身在這方面的建設還遠遠不夠（學術評議本來是學術界內部事務），這僅僅是民國科學體制化道路走上政府化不歸路在一個方面的表現而已。這不僅對民國學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未來中國學術的進程也有不可估量的“遺毒”。當然，當時社會還存在相當的學術自由空間，學術界通過各種程序設計與制度建設來彌補自身力量的不足，盡力抵擋政治的侵襲，因此，學術評議與政治也有疏離的時候，學術評議獎勵過程、結果與政治關系本身并不密切。中研院評議員們選舉院士時完全以學術為標準，政治趨向并不作為考慮的因子，無論是規章制度還是具體的運作過程也較為公正合理；評議員選舉院長可以完全不考慮最高政治權力者蔣介石的意愿，表征了學術獨立于政治的一面。教育部學術審議會選聘部聘教授時，雖然有三民主義這樣的學科設置，而且無論是大學還是中學，三民主義都是必修的政治課程，但學術審議會委員可以在選舉過程讓這一課程不成為學科，三民主義教授自然不能成為部聘教授。這樣看來，民國學術評議獎勵體制雖然主要表現為政府化的形式，但具體運作及其結果在相當程度上卻是學術性的，內容與形式并沒有真正統一。
可見，從國外移植并本土化的民國學術評議制度受到中國社會的多種影響，形成了自身的特征，即以政府為主導、民間為輔助，這是民國學術體制政府化表現之一，民國學術體制異化的一個側面。但政治并非總是阻礙學術的發展，關鍵是政府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去影響學術發展，在資助學術發展、動員學術界的同時，給予學術相當的自由發展空間，政治對學術的發展影響自然是正面的健康因素。民國學術評議制度中，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組織，都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而公正的評議程序，并且在具體的施行與運行過程中嚴格遵守這些程序，取得了較為公正的評議結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當時的評議結果至今仍得到學術界的推崇，經受了歷史的檢驗。在具體的學術評議與獎勵運行中，盡量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與程序杜絕現實政治與意識形態及其他非學術因素對評議流程中的侵擾，無論是評議過程還是評議結果，大體上體現了以學術質量為惟一標準的評選原則，顯現了學術獨立于政治、學術超越政治的學術自由情狀。在學術評議過程中，評審專家們，往往超越個人利益與局部利益，以學術良知彌補了規則的漏洞，真正做到了相對的公平與公正。
張劍兄這個結論我是同意的，那個時候政治之手也伸得很長，但也還給學術留有一點自由的空間；那個時候的學術評議委員也不免有學派、門戶之見，但他們也還堅守基本的學術良知和學術底線，知道有些東西是不可逾越的，對學術抱有敬畏之心。因此，這個題目如果要繼續做下去，還得對那個時代有權力決定學術命運的政治人物和評議委員群體做更深入的研究，看看那個時代的風氣，以及風氣中的學人群體的底氣、良知來自哪里，又是如何丟失的。